由馮小剛執導的電影《我不是潘金蓮》正在全國各大院線熱映，電影改編自作家劉震云的同名小說。電影講述了一個被丈夫污蔑為“潘金蓮”的農村女人李雪蓮，十多年間一直申訴，堅持不懈為自己討公道的故事。有媒體稱，《我不是潘金蓮》這部電影可以稱得上是現代版的“官場現形記”，是馮小剛執導以來尺度最大的一部電影，也是其執導的最優秀的電影。

事實果真如此嗎？電影《我不是潘金蓮》擔得起這么高的評價與贊美嗎？

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李雪蓮，為了證明前夫稱自己是潘金蓮是錯誤的，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她從鎮到縣，由市至省，再到首都，向各級官員進行申訴。這是電影《我不是潘金蓮》表達的主要內容與情節。

電影看似以李雪蓮為主角，實際上真正的主角，卻是李雪蓮申訴路上出現的各個男人。前夫、情人、街坊、不同級別的官員。每個男人都個性鮮明，特別是其中的官員。不同級別的官員，形象地刻畫出了官場之間的微妙關系，以及官場間的矛盾與生態。

按照媒體的描述，《我不是潘金蓮》就是一出活生生的現代版“官場現形記”。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習慣于欺上瞞下卻往往弄巧成拙的縣長、遇事不愿為自己增添一點麻煩的縣法院院長、常常對下級發狠話卻治理能力欠缺的市長。雖然電影中并沒有出現貪官污吏，卻讓人看到一個格外諷刺的官場生態。對官場文化的敘述與反諷，正是《我不是潘金蓮》獲得如潮贊揚的緣由之一。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點，電影中的主角李雪蓮，行為本身其實也不具備足夠的正義性。如果李雪蓮的所作所為帶著“法盲”和“刁民”的性質，那么其對官員和官場生態的諷刺性，也難免就打了折扣。

這樣的細節，在電影中幾乎隨手可以拈來。譬如，電影中王公道是基層法官，也是第一個辦理李雪蓮案的政府工作人員。李雪蓮曾經跑了幾十里路，背了半布袋芝麻，拎著一只老母雞來到王公道門前。李雪蓮自稱是王公道拐了不少彎的親戚，希望他能證明自己和秦玉河的離婚是假的。然而，只要經過了基本的法律程序，離婚怎么會存在“假離婚”一說。希望法官證明自己離婚為假，這只能是一種法盲的下意識認知。

再譬如，李雪蓮一直堅持認為，不愿幫助她的人都可能是貪官，都參與了行賄與受賄。她不服王公道的判決，就跑到市里去鬧事，說法院把案子判錯了，王公道收了她前夫的錢，還收了自己的臘肉和油。幾乎對每一個“不愿解決自己問題”的官員，她都要給其按上莫須有的罪名，恨不得他們馬上被撤職才好。如此做法，已不像一個堅持為自己維權的公民所為，更帶有了“無賴”和“刁民”的性質。

正因如此，過度地贊揚《我不是潘金蓮》是一則“官場現形記”，而看不到其中“小人物”李雪蓮自身的“非正義”，看不到李雪蓮上訪更像一個法盲加刁民的鬧劇，那么評價難免就會失去客觀與中立性。

貫穿于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的主線，一條是李雪蓮不懈的上訪，另一條是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截訪。在兩者的沖突中，“中國式上訪”讓備覺沉重。因為觸碰到“上訪”“維穩”等社會治理中的相關領域，《我不是潘金蓮》因此收獲了“馮小剛執導以來尺度最大電影”的贊譽。

去關注諸如訪民等“邊緣人群”的心理與生活，電影《我不是潘金蓮》在這方面的確顯得“非同尋常”。然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單就電影《我不是潘金蓮》具體內容而言，某種程度上，它卻又丑化了訪民，美化了截訪的現實。

在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李雪蓮被塑造成了一個精神偏執、不懂法律、以每級官員為敵的上訪者，這顯然是一種對現實中訪民形象的扭曲，也讓人想起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曾經說過的一句引發沸沸揚揚爭議的話，“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

那些上訪專業戶，那些堅持不懈上訪的公民，就一定是“精神病”嗎？就一定存在“偏執型精神障礙”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無論是基本的生活經驗，還是接踵而出的新聞報道，都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上訪是件費時費力的事情，如果不是有著難以平息的憤怒感，如果在政府職能部門那里能被認真對待，如果不是問題的解決看不到解決的希望，應該很少會有人去堅持上訪，和政府的截訪人員時時“較量”。多數時候，上訪者只是一群無法得到公權救濟的失落的人。

在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上訪者李雪蓮同樣被刻畫成了一個有著“偏執型精神障礙”的人。如此訪民形象塑造，顯然與真實的生活并不相符合。

具體到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雖然李雪蓮在堅持上訪，甚至上訪部門的級別越來越高，雖然政府工作人員對其進行了截訪，但截訪行為一直都相當溫柔。然而真實的生活果真如此嗎？即便只是以新聞報道為例，那些因為截訪而發生的沖突與傷害事件，一直都沒有消失。就在本月，媒體還報道了四川一訪民疑因截訪被死亡的事件。真實的截訪，遠無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那般溫情脈脈。

電影藝術當然要高于生活，但也首先應當尊重生活，更不能美化現實中灰色的部分。電影《我不是潘金蓮》關注到“中國式上訪”，卻扭曲了截訪的現實，這可能是其讓人遺憾的地方。

回顧馮小剛執導的所有影片，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真是其中最優秀的一部嗎？不妨從表現形式和批判精神兩個方面來比較一下。

所謂表現形式，在馮小剛執導的所有影片中，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不乏創新，甚至可以說具有一定的顛覆性。在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馮小剛創造性地采用了圓形、方形、寬銀幕三種畫幅來講述李雪蓮上訪的故事。圓形畫幅代表人情，方形畫幅代表規矩和法治，無規矩不成方圓，方圓之間代表的是人情社會到法治社會的轉變。《我不是潘金蓮》上映之后，這種圓形與方形的表現方式，不僅以考究的構圖和色調令國內觀眾驚艷，國外媒體也為其紛紛叫好。

同樣，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也是用喜劇的方式來講述荒誕的故事，但講述方式更冷幽默。馮小剛自己也說，這部片子是“不一般的喜劇”，“喜劇有不同的類型，一種是語言的幽默，另一種是事情的幽默，第三種是背后道理的幽默。《我不是潘金蓮》就是第三種幽默，這種類型的喜劇大家可能看到的不多”。

所謂的批判精神與姿態，和此前馮小剛執導的諸多電影一樣，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也關注于社會民生，讓觀眾沒有距離感與隔閡感。但客觀地來評價，其批評力度依舊相當有限。雖然是上訪的題材，雖然觸及了官場生態的話題，但此種展現，更多停留在表層與形式，并未觸碰到問題的關鍵與核心，談不上對上訪和官場生態的反思，更不用說去探討人性和權力的沖突與交融。一個細節是，在整部影片中，仍然充塞著太多的官話，充塞著太多冠冕堂皇的人物對話。

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當然有著批判，但批判的多是個體的“人物”，或者說是“人性”，對于不合理制度與文化的批判尺度，依舊相當有限。從中不難看到馮小剛的“小心翼翼”。此種“小心翼翼”或許有著現實的考量，但最終還是削弱了影片本身的感染力。

如此意義來說，雖然馮小剛表示，不怕電影《我不是潘金蓮》“冒犯觀眾”，但這部電影仍然只能算是馮小剛“正常水平的發揮”，形式雖有創新，批判力度依舊原地踏步。馮小剛仍然是馮小剛，他在這部影片中并沒有實現較大的突破，稱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為馮小剛執導的最優秀的電影，結論太輕率與抬高。